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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理念源于孔子。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这是说，“成人”应该具备智慧、德性、意志、才艺等多方面素质。孔子认为其中德性最为重要，所以他又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种“成人”教育理念，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家、思想家。宋代以后各地兴起的书院，正是许多大儒努力实践“成人”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

书院“成人”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去功利化。宋代大儒朱熹曾经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学已成为学生追求功名利禄之所，仅仅培养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这种教学只会“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曾经主持复兴岳麓书院的张栻也明确反对功利化教育，他和朱熹一样主张通过创办书院恢复孔子的“成人”教育理念。古代教育家批评的功利化教育，同样存在于当代教育中。例如，片面鼓励学生以考上重点大学为唯一目标，大学只是偏重于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使得学校教育不能突出以人为核心，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格、能力、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古代书院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综合了早期儒家“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特别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自我修身、待人接物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南宋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明确反对片面的知识教育，强调读书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人品质高下的唯一标准；读书不多的普通人，只要心地纯正，也可以成为君子。他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就是为了实践其教育理念。当代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人格教育的问题，出现了片面知识化、商业化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今中国教育可以吸收古代书院重视人格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古代书院还将“成人之教”引向家国情怀培养。书院教育的“成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而是要求将自我人格的完善与家国天下的事业结合起来。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末岳麓书院学生参加抗元斗争，大都壮烈牺牲，这正是“见危授命”的“成人”作为。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将“学会关心”作为本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与会专家学者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等。这正与我国人文教育传统相呼应。

可见，我国古代书院文化是21世纪人类教育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将其转化为当代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
（节选自朱汉民《书院“成人”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2017年09月08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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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特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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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文化浅层的标志包括服饰、语言、节日、饮食方式、居住形态等，深层的标志则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内部，无论身份高低、财富多寡、是男是女、年龄长幼，都凝聚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之下。

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一个民族即使领土被敌国占领，只要自己的文化还在，就能重新凝聚人心，还有复兴的希望。顾炎武把历史上朝代的更迭归纳为“亡国”与“亡天下”两种情况，前者是民族内部的政权兴替，但文化的性质没有变化；后者是亡国加上灭种，不仅民族政权覆灭，而且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个种已不复存在。
在上古时代，埃及、两河流域、恒河流域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前后，这些地区的文明被外来文明所置换。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印度文明等，是在外来文明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当地的上古文明，人们称之为“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这些属于被外来侵略者强制消灭的文明。历史上还有因为自身原因而失落的文明，中国的契丹文明就是典型代表。唐宋时期，契丹是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他们建立的辽国，与宋朝南北对峙，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由于不注意保存文化，丧失了彼此认同的核心，最终走向了消亡。

由此来看，延续中华文脉是振兴中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有人举起多元文化的旗号加以反对，认为如今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再提主体文化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亟须澄清。

多元文化是就全球文化而言的，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的文化。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历史等生存条件的差别，各民族的文化面貌各呈异彩。各民族的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有其合理性，应享有平等的尊严。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多元文明并存，正好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学习。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本土文化的存在。当今世界，由于交通与传媒十分发达，各国、各民族的交往更为便利，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也更为频繁。但有一点始终无法改变：文化依然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在民族国家还将长期存在的人类社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仍要加强。人类文明犹如百花园，只有每个民族的文明之花都呈现出自己的独特姿容，百花园才会最美。每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化发展好、形成特色，就是为人类文明增光添彩。“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必定能为人类作出更多贡献。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发展方式与文明形态。
（摘编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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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诚、信确实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联系在于，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区别在于，诚是一个形而上的本体范畴，信仅仅是形而下的实践概念。自孟子始，把信与诚结合在一起，这对信概念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诚是信的灵魂，信的行为因诚而立。诚与信，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诚反映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是自然法则；信反映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准则。

信是平等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道德原则。尽管人伦之中不平等关系居多，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平等交往的关系居多数，因而信对于人生更重要，具有广泛而现实的意义。儒家之信所蕴含的平等价值，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仍然有着借鉴指导意义。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强调权利平等；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强调交易平等；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怪乎，近代革命先驱谭嗣同虽然主张整体废除三纲五伦，却强调要保留朋友一伦。在他看来，“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为朋友乎！”保留朋友一伦的意义在于“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常遇到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信是人生立身处世之基，人而无信，则寸步难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兒，小车无辄，其何以行之哉？”儒家运用信的概念于政治领域，主要是为统治者获得民心提供警示。我国传统政治伦理一直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诚信是治国安邦的基本要求，诚信与礼义合治国家，不仅可以赢得本国百姓的民心，而且可以使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慕名而归。

先秦诸子百家都关心和认同信的观念，儒家关切尤甚。信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范畴，构成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人道德品质和人格塑造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传统社会能够基本做到和谐相处、交易有序、守望互助、团结友爱，都受赐于儒家之信的观照和浸润。信不仅是传统社会坚守的伦理准则，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是全世界都能够接受和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原则。
(摘编自夏海《儒家之信所蕴含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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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商业出现空前繁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

虽然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就已开始兴起，但当时主要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而存在，主要依靠说唱进行传播，很少刊刻，即使偶有刊刻，也大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商业出版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同类小说的创作。《三国演义》刊刻后，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出来并很快得以刊行。《西游记》畅销后，神魔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也出现了一个高峰。一些书坊还组织编纂和刊刻了三大名著的续本，如《西游补》《续编三国志后传》《后水浒传》等。

除了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外，晚明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世情小说的刊刻更是异常繁荣，其中长篇以《金瓶梅》为代表，短篇小说集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晚明时期，很多知名文人还积极投身小说的编纂和点评工作中，尤以李贽、陈继儒为代表。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参与使白话小说这类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被社会接受，也使白话小说成为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除了白话小说之外，日用类书的大量出版也是晚明通俗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繁荣，日用类书的编纂和刊刻蔚然成风，出版的日用类书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娱乐性。如晚明绝大多数的日用类书中都有“风月门”“笑谈门”“酒令门”“戏术门”“棋谱门”“琴学门”等，且这类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为了便于粗识文字的普通市民阶层阅读，晚明书坊刊刻的通俗作品和日用类书不仅注重语言通俗性，而且大部分图书都配有很多的注释和注音。如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中，卷四第三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对“饮酒至酣”，编者做了注释：“半醉也。”此类注音注释显然旨在为粗识文字的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阅读障碍。

综上可见，商业出版是晚明通俗文化繁盛的重要驱动力，正是凭借商业出版，通俗文化开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一定程度赋予了商业出版大众传播属性。
(摘编自张献忠《晚明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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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信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大国学者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01月08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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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率先掌握铜冶炼技术之后，华夏民族逐渐发展出闪烁着民族文化精神和鲜明美学特质的金属艺术。金属艺术熔炼着民族历史。《左传》记述，夏朝君主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鼎，刻以各州形胜之地和奇异之物，以一鼎象征一州，于是九州定鼎成为夏王问鼎天下的标志。金属艺术凝聚着技术进步。汉代长信宫灯不仅外观精美雅致，更是一件科学性、艺术性与实用性高度结合的艺术作品：灯壁可开合转向，以调节灯光的强弱和方向；灯烟经执灯宫女铜像右臂进入中空的体内，再进入盛水的灯座中，避免污染空气。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令人叹为观止。金属艺术也承载着文化交流。唐代鎏金舞马衔杯银壶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物证。汉代丝绸之路带来中亚和西亚的金银器加工技术，与中原的技法交流融合，在唐代达到新的高度。得益于精湛的揲探技法，银壶上骏马的细节才能表现清晰，口鼻眼的轮廓、躯干的肌肉线条都历历可见，形象呼之欲出。而皮囊形的壶身，显然是借鉴了游牧民族的器物形制。能工巧匠们萃取了各民族的艺术精华，创造出国宝级艺术珍品。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工艺技巧日趋精湛，作品更加注重装饰性，强调复杂的手工技法，艺术风格越来越华丽繁复。加之金属属于贵重材质，特别是黄金和白银是古代稀有的材料，用金银等加工制成的金属艺术品，更是华美珍贵的质料与精致繁复的技艺的结晶，具有市场和艺术的双重价值。工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科技的飞速进步、机械化大生产的普及使得各类金属制品进入寻常百姓家，通信的发达和国际交往的频繁使得东西方艺术风格交流碰撞，追求简洁、几何化的现代审美风格逐渐风靡。而对于传统手工艺价值的反思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随之兴起，当代金属艺术在手工艺与机械工艺的碰撞之下应运而生。

当代金属艺术一方面重视体现传统手工艺的审美价值，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对非完美的宽容、对过程的展示和对感性的释放；另一方面不断汲取机械工艺的优长，将新材料、新技术引入金属艺术创作，使金属艺术创作的材质从传统拓展到各类合金乃至综合材料，金属艺术工艺从传统发展到先进机械工艺乃至3D打印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金属艺术上承民族传统工艺的精神，下启独立审美表达、先进工艺技术与国际融合创新的未来。
(节选自王晓听《熔古铸今话金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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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既是墓志创作的鼎盛期，也是墓志文体的重要变革期。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多种文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为唐代墓志文体吸收其他文体之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墓志文体发展至初唐，逐渐固定为单一、程式化的叙述范式，内容多歌功颂德，浮泛空洞，实用性与叙事性有余而抒情性不足。体式既定，难出新意，因而招致追求个性张扬、崇尚革新的唐代文人的强烈批判，激发出他们变革墓志文体的创新意识。而唐代文人往往多体兼擅，亦是唐代墓志文体得以顺利完成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墓志虽也称颂逝者，抒发哀悼之情，但侧重叙述逝者的生平事迹；而哀祭文虽也追记逝者的生平，但偏重于述哀，抒情色彩更为浓厚。唐代墓志文体多方借鉴了哀祭文悼亡述哀的抒情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墓志由传统的以叙述墓主生平事功为主，逐渐转变为叙述与抒情并重，极大地增强了墓志这一实用文体的情感张力。此外，唐代墓志经常借用哀祭文擅长运用议论的手法，以宣泄沉痛的悼亡情感，激起读者的共鸣，增强艺术感染力，深化作品的情感内蕴。无怪乎储欣盛赞韩愈《李元宾墓志铭》“铭词与《祭十二郎》相埒（等同），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虽然储欣此言仅是说明二文因采用同一修辞手法，而达到了近乎一致的艺术感染力，但这可作为唐代墓志借鉴哀祭文的有力证据。

唐代墓志作家在墓志撰写过程中，有意纠正六朝以来墓志创作逐渐千人一面、缺乏人物个性的弊端，往往借鉴史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墓志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并非单纯的史实记录，它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彰显传主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除史实的真实之外，传记还可以带有某种程度的虚构的真实，亦即叙述的真实。例如杜牧的《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二鬼诱使龚轺坠马而亡的叙写，奇幻而多姿，极具戏剧效果。

墓志作为一种应用于丧葬活动的实用文体，不仅有记载墓主家世及生平经历的序文，而且也有颂扬墓主功业德行的铭文。墓志的铭文部分一般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对序文内容进行综括，以抒发伤悼之情。但墓志发展至唐代，富于创新精神的墓志作家们丰富了铭文部分的变化，四言之外，三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均有，如《王氏殇女墓志》等，这无疑是对诗歌艺术体式的吸纳。
（选自李秀敏《唐代墓志铭：风流难掩社稷功》，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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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刘成纪

一般认为，中国美学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审美主要指向乡村、田园和自然山水。实际上，对乡村、田园、自然山水的歌吟固然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的价值选择，但这并不足以减损城市对人的审美创造和审美取向的主导性。在传统中国，城市既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美的制造和传播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形成的向心力和吸纳能力，使跨越血缘、族际、地域的文明共同体得以形成。城市，从美学角度讲，已因能工巧匠的聚集而成为精美器具的集散地，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势而成为区域性审美风尚的主导者和审美标准的制定者。    

虽然城市构成了传统中国美和艺术的一个制造中心，但历代文学、艺术家在情感领域，似乎又对城市生活并不认同，他们更乐于肯定自然的审美价值。像诗歌中的田园山水传统、绘画中的山水花鸟画传统，就是这种审美取向的反映。以摹写自然见长的山水田园诗画，所表现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居生活，而是城中士人关于乡村的心灵映像。中国历史上的田园山水诗画，大抵也不过是以城市为视角对乡居生活的想象性重构。    

同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不论人工构建的城市在中国美学史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自然山水田园又毕竟主导了中国人的审美趣味，甚至被赋予了作为精神家园的神圣价值。要理解这种矛盾，笔者认为，必须深入洞悉古代士人的生存命运。中国社会自春秋始，士人阶层渐趋独立。这一徘徊于城乡、官民之间的知识群体，一方面为实现政治抱负必须走向城市，但在精神领域却依然保持着对故乡的固恋和忠诚。其中，童年式的乡村记忆固然重要，但城市作为功利、欲望、快乐的麇集之地，也同样让人难以舍离。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是中国传统士人的基本精神性状，中国美学也正是在这种双向选择中表现出鲜明的城乡二元性。在当代中国，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中国美学保持了最持久的张力。它所依托的文明形态，既非纯粹乡村，也非纯粹城市，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微妙的平衡。人，无论居于乡野渴望都市，还是立于都市回望乡村，均意味着两者对人而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共同昭示了一种可能的完美生活。对于中国美学而言，这种城乡二元并置的审美选择仍然只是美的现实形态，而不是理想形态。在理想层面，则要进一步克服分离，寻求美学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融合或统一。在中国美学史上，这种努力是存在的，主要体现为文人造园运动。生活于城市的士人通过园林筑造，为自己营造出乡居生活的审美幻象，从而使原乡焦虑得到抚慰。与此一致，现代城市美学中的“园林城市”观念，其目的也不仅仅是解决城市的绿化问题，更要通过将乡村元素植入城市，使城市获得家园感。    
（选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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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的学科及学术价值

尽管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徽学有一个被人们不断认识、熟悉、理解、接受和深化的过程。但是，首先必须明确其学科性质，确认其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兴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他还论及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间的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五项发现，认为：“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当会产生新的学科。”

如今，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明清档案学早已创立了各自的学科研究体系，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和认可。而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则形成较晚，它的创立，主要得力于20世纪40 年代后期以来至今徽州近50万件原始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加之有包括徽州族谱在内的9000 余种徽州典籍文献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现存8000余处徽州地面文化遗存，更是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见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徽学这座大厦坚实的学术支撑。因此，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整体研究徽州历史文化和徽人在外地活动的徽学，正是建立在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大量新资料的发现这一基础之上的。

徽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和地面文化遗存等资料，综合研究明清社会实态，以重新反省和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历程，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这正是徽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因此，徽学研究的内容与对象尽管涉及各个领域和方面，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但就学科性质而言，应当隶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徽学是以历史学科为主、多学科交叉的专门史研究的学科。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学者将徽学与敦煌学和藏学并提，称之为“中国三大地方学”，甚至是 “三大地方显学”。这其实是误解了敦煌学和藏学的学科性质，同时对徽学的认识肤浅所导致的。应当指出的是，徽学研究的任务远非徽州地方史所能担当，徽学研究的性质亦非徽州地方学，更遑论敦煌学与藏学从未称自己为地方学。徽学实际上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广阔的视野，从整体史的角度，来考量和审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历史与文化发展。

徽学是20世纪一门新兴的学科和专门的研究领域，徽学所研究的徽州整体历史文化既是区域历史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有机结合。徽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关系到徽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直接涉及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理论和范式的创新问题，是徽学融入全球化视野，与国际接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和构建徽学学科平台的重要基石。因此，徽学一定要从包括敦煌学、藏学在内的较为成熟的相关学科建设中汲取营养，以整体史的视野，构建严密而科学的徽学理论体系，这是徽学健康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基本前提。
(摘自卞利《徽学：20世纪一门新兴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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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伦理的诗性建构

“大地伦理”是著名的生态学者阿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立足点在于重新审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主张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道德上的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应该确认它们(植物、动物、水和土壤)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

用生态批评的眼光来打量，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普遍具有鲜明的“大地伦理”情怀，表现出明显的“反工业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类小说以批判封建宗法制为旨归，以重构一种人性的、田园牧歌的诗意乡土为内在诉求，表现出对大地的脉脉深情，实质是对“以农为本”的传统民族心理的现代性回应。这一特性，客观上固然是由乡土小说自身的形成机制所决定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而主观上则是受到写作者内在情感的制约。现代乡土小说的书写对象是农业文明形态的宗法制乡村，其最大的特点是人对土地的依赖，正如费孝通所指出那样：“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种强烈的依附关系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人对天地自然的原生态情感——依赖、敬畏。现代乡土作家尽管大多是已从农村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在写作时已获得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但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土地情结始终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着他们在文字中流淌的情感走向，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色彩的“双透视角”：一方面，在近现代西方先进思想的烛照下，作家们已清晰地看到封建宗法制如何造成古老乡土的衰败腐旧，农民的蒙昧困顿；另一方面，生于兹长于兹的故土情怀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是单纯的旁观者、审视者、批判者，回忆、怀念、眷恋等情愫不时溢上笔端。因而，他们的笔触常常不自觉地游走于现代性的批判与传统式的乡土眷顾之间，这种“分裂式”的写作视角在乡土小说中极为普遍，既有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也表现出回归诗意乡土的反工业化倾向。

20年代以来形成的乡土小说，虽然主流观念是批判封建宗法制，但作家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对于乡村、土地、自然不可掩饰地表现出或潜在或明显的情感倾向。在他们的笔下，前工业时代的自然崇拜观念得以延续，表现出对以土地为象征的非人类世界的尊崇，是对“大地伦理”理论的生动诠释。
（节选自农为平《从生态批评视阈看现代乡土小说的生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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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言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玄学大家王弼在《老子指略》里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这里的“本”“始”即他所谓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就是认识事物不要停留在迹象上，而要深入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而言，“忘言得意”反映了人们深化对宇宙、社会认识的要求。

对于“得意”，王弼认为要通过言象获得，而郭象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还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获得。无论哪一种，都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

“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尤其是欣赏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注重得意于言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韵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他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苏轼就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中国这种传统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同一对象，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心情去欣赏，往往各有所得。即使是同一欣赏者，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对同一欣赏对象也往往有不同的体会。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才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楼宇烈《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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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之为生命之学，人的生命及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擅长描绘人的生命及生活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小说了，历史与小说，由此扭结在一起。小说聚焦的往往就是历史中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可以补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生活肌理。当然，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前提是，小说家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必须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算起，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比西方要早得多。记言、记事、记人，这三种历史写法构筑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所以对小说这种文体，一直怀有深刻的偏见——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因而，有关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从未间断。但与此同时，小说写史的“野心”从没有中止过，历史演义类的小说在读者中还尤其有市场。如果小说里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统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的话，那么，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会为历史所需要？由此不得不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都觉得，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法朗士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小说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这或可解释，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小说家书写的历史。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写的更多是历史中的人物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它未必处处征诸实事，但它的细腻、传神，它所创造的想象之真实，也非一般史著可比。小说能补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生活脉络、生活细节，从而使历史变得更丰满、真实。小说能有效地保存历史的肉身部分，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真实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有益补充，为干巴巴的时间、地点、事件补上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内心，为“人事”补上“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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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文化似乎有一个特征，是主体和客体往往会合而为一，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很像“行为艺术”。它体现在操守、品行、生活方式、礼仪活动上，当我们看见天坛、地坛，还有那些巨大的青铜器时，也许我们就不难想象，古代那些祭祀的仪式该是多么的宏伟壮观。孔子周游列国，在一个交通特别不发达、人对于距离相当敬畏的年代，一个人坐着马车上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宣传他的理论，这不也正像行为艺术吗？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豫让曾臣事智伯，智伯死后他决意为其报仇，第一次刺杀赵襄子未果，被赵放了，豫让将自己毁容弄哑，企图再次刺杀。朋友问：你要报仇，何苦用这种方法，尽可以假装臣服于赵乘机行刺。豫让答：我不能为人臣怀二心。第二次要刺杀赵时被抓住,赵问:你曾是范氏、中行氏的人,他们都被智伯杀死,你为什么只是忠于智伯?豫让答:他们是以奴仆待我,而智伯却是以国士待我,是有知遇之恩,我亦要以国士的品级回报。豫让“请赵之衣而击之”后伏剑自杀。豫让的忠诚有着人性、尊严、情感的美学内容,他的复仇也像是一个艺术仪式,只是这种艺术行为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不可能客观地保存下来。

许多民间的习俗也是艺术化的。我曾目睹过一场葬礼。村子中最壮的十六个男子，先是喝酒，然后大喝一声“起杠”，拾起厚重无比的棺材出发了。在后面跟随的，第一批是家中的男眷，他们用三寸的棍子拄地，弓着腰，发出低沉的呜咽的声音；接下来一批是家中的女眷，她们身披重孝以高音的啼泣诉说着。艺术就是这样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多年以来，这个场景在我的记忆中不断地翻新，让我联想起礼乐中的“乐”。在莫言的《红高粱》中我也见到了相似的葬礼。这种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同样依附于时间之上，随波逐流。

中国的诗词仿佛对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也许人们用“水”这个字眼的时候，正是在想象那些附在“水”上一去不返的东西，中国人似乎从来不在乎把一些东西留下来，在他们的眼中，一切都是载在时间上，总在流逝，一旦欣赏之后，享受之后，就只能撒手放开，随它去了。我记得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艺术是把不存在的变为存在。中国人却是将有变成无，这大概是我们与他所不同的地方。于是中国文化也就随之变得像行为艺术。
(摘编自王安忆《中华文化与中国出版》)